论持久战

           三星堆遗址考古有新成果。新发现的六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平面均为长方形，规模在3.5-19平方米之间。现已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金箔、眼部有彩绘铜头像、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精美牙雕残件、玉琮、玉石器等重要文物500余件。3月20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通报了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新发现与研究成果。 　　据介绍，此次六座“祭祀坑”是在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新发现的。目前，3、4、5、6号坑内已发掘至器物层，7号和8号坑正在发掘坑内填土。1、2号“祭祀坑”于1986年发现，出土青铜神像、青铜人像、青铜神树、金面罩、金杖、大玉璋、象牙等珍贵文物千余件。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原副院长陈显丹介绍，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与之前的两个相比，坑型都为长方形，基本形制与朝向一致，出土文物种类相似，但出现了很多新器形，坑大小不同，深浅不一，坑内的文物各有侧重，有的坑象牙多一些，有的坑大件青铜器较多。 　　三星堆遗址分布面积约12平方公里，核心区域为三星堆古城，面积约3.6平方公里。截至目前，学者对三星堆的遗址分期有不同说法，但年代序列已基本确定，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经夏、商、西周延续至东周时期。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大量文物主要与古蜀国文化有关。根据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研究，古蜀国有先蜀、后蜀两个时期，先蜀有蚕丛、柏灌和鱼凫三代，后蜀有杜宇和开明两朝。根据《蜀王本纪》记载，“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即国王往往“神化”而去，国民也随王化去。其中最大规模的一次“神化”是鱼凫王。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武家壁在2021年第1期《四川文物》杂志发表《古蜀的“神化”与三星堆祭祀坑》一文表示，按古蜀文化，蜀王“神化”之前将宗庙祭器悉数掩埋，这就是三星堆“祭祀坑”形成的原因。 　　由于三星堆遗址出土大量与鱼、鸟有关的遗物，如陶鸟头把勺、青铜鸟、金杖上的鱼鸟双箭图等，多数学者将其作为传说中的古蜀国王鱼凫的都城，其中三星堆1号坑所出金杖上的图案，有人头、鸟、鱼，鸟的形象，与勺柄上的鸟头一致。还有学者认为，鱼凫王朝拥有较强大的军事力量，三星堆2号坑出土的青铜神树底座上，雕刻有身穿铠甲的武士像，便是一个重要的印证。 　　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工作历经三个阶段：1929年成都一农民偶然发现的玉石器是三星堆遗址有记载以来首次出土的古代遗物，随后在玉石器出土地点曾展开短暂考古发掘，但因为抗日战争爆发，考古工作被迫中止；第二阶段为1956年至2005年，彼时四川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四川大学等相继对遗址展开考古调查，初步明确遗址的性质、年代、分期年代体系以及月亮湾文化，并将遗址命名为三星堆遗址。自2011年以来则为了解聚落结构及其变迁而系统地对三星堆遗址开展考古工作。 　　三星堆文明并非独立的文明。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介绍，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充分体现了古蜀文明、长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模式的重要实物例证。此前也有学者指出，三星堆出土的人头像、铜神树均体现了北方中原地区青铜文化对早蜀文化的影响，还有学者认为，三星堆一期出土的遗存可以追溯至甘肃马家窑文化等。 　　宋新潮表示，三星堆的新发现将丰富和深化对三星堆文化的认识，有助于加深对成都平原与其周边地区文化关系的认知，在四川盆地及其周边的湖北、陕西、云南、甘肃等地，都有不少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此外，这些新发现还有助于解决学界对三星堆文化以及“祭祀坑”性质、文化内涵、断代研究等关键性的问题。 　　宋新潮还介绍，2021年3月，国家文物局已确定“川渝地区巴蜀文明化进程研究”作为“考古中国”的重大项目，下一步，将继续协调支持考古研究机构系统研究川渝地区文明演进及其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总体格局的历史进程，同时将川渝地区文化放在更宽广的视野上，研究中国西南地区与周边地区的相互交流和影响等。

中国文明的起源

他要反映的不只是一个家族的兴衰，而是还要反映中国封建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命运；他要概括的不是一个短时期的历史，而是三千年等级制社会中带有普遍意义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