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十六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

美国遏制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失败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几乎用尽了一切手段以赢得与中国的科技竞争，从AI、能源、自动驾驶汽车到无人机、电动汽车。但迄今为止，这一切都失败了。 中国的电动汽车更实惠，而且在很多方面的表现优于美国产品。中国在消费级无人机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自动驾驶汽车已经在武汉和北京的街头投入运营，落地速度让Waymo和特斯拉难以企及。中国还生产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太阳能电池板和电池。尽管美国及其盟友在先进芯片和AI方面仍保持着微弱领先，但这个差距似乎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缩小。 于是，这种局面引发了美国现任政府高层与外界批评者的激烈争论。白宫官员及其代言人几乎一致主张通过禁售AI芯片及制造设备来扼制中国科技进步。而包括英伟达CEO黄仁勋(Jensen Huang)在内的部分政府外部人士则认为，此类政策正在适得其反，反而加速了中国自主技术生态的发展。 这场争论的核心在于：让中国依赖美国技术对美国更有利，还是中国掌握美国技术所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实在太大？ 黄仁勋批评 在那些批评美国现行出口管制政策的人中，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CEO黄仁勋尤为突出。他指出，2026年，中国在AI芯片及服务器领域的投资或将高达500亿美元，而美国对华先进AI芯片出口的新禁令将使英伟达错失这一市场。 在周三的财报电话会上，黄仁勋再次加大了批评力度，他表示：“让中国芯片制造商免受美国竞争的冲击只会增强他们的海外实力，削弱美国的地位。出口限制刺激了中国的创新和发展。”目前来看，英伟达在华业务受限对其整体营收影响有限。 在无法获得美国芯片的情况下，中国正转向完全由本国公司设计和制造的芯片，包括华为、寒武纪、长鑫存储和中芯国际等企业的产品。 本土技术突破 尽管华为的CloudMatrix 384耗电量是英伟达的四倍，但研究过华为新型AI超级计算机的半导体分析机构SemiAnalysis分析师道格·奥劳克林(Doug O’Laughlin)指出，中国在发电方面拥有巨大优势。他说：“过去10年中国一直在扩大发电规模，并掌握了整个供应链，有能力持续扩张。” 中芯国际为华为生产芯片，如今已成为全球第三大芯片制造商。尽管使用的是出口禁令前的旧一代技术，但该公司仍成功实现了高端芯片制造工艺的创新突破。 限制不起作用 华盛顿对于中国科技发展的担忧并非新鲜事，但业内人士称，限制其发展的行动在特朗普总统的第一任期期间才真正提速。2018年，时任美国商务部长的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因国家安全考虑，切断了中国电信公司中兴通讯获得美国技术(如微芯片)的渠道。 “美国政府一下子就向中国和中国科技公司展示了它的能力，表明它随时能削弱中国科技领导者。”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王丹(Dan Wang，音译)表示。 随后，美国在芯片、软件领域对中国实施了一系列限制。这促使中国科技企业进行大规模投资。中国芯片性能越提升，美国试图拖慢中国发展的力度就越大，包括禁止向中国出口芯片制造设备和原材料。 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本土芯片制造生态已可以与美国及其盟友的体系相提并论，但曾在AMD担任高管11年的半导体行业分析师帕特里克·摩尔海德(Patrick Moorhead)指出，认为中国远远落后或永远无法追赶的观点完全违背历史规律。 “我在科技行业干了30年，听过太多类似‘哦，中国搞不定这个’的说法，”他补充说，“但现在我认为，唯一的问题只是他们何时取得突破。”他表示，从长远看，中国有可能实现全产业链本土化，最终达到甚至超越台积电、英特尔等巨头的技术水平。” 中国为何实力强？ 专家指出，中国拥有一种独特的资产组合，这是美国贸易战历史上所有对手都不曾具备的。 中国庞大的人口训练有素，从熟练的工厂工人到受过国内大学教育的工程师。英伟达CEO黄仁勋多次表示，全球一半的AI工程师都在中国。英伟达最近因在上海新建工程办公室而遭到美国参议员的批评。 中国还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因此可以在本土孵化企业，然后再走向全球。尽管中国在许多原材料和专业产品上依赖美国及其他国家，但他们通过系统布局、持续投入的自主化战略，正快速削弱这种依赖性。年复一年，中国各类产品的自给率持续攀升，从最微小的芯片元件到巨型货轮。 斯坦福大学的王丹表示，理想情况下，美国本应允许其芯片和软件巨头继续主导中国市场，但由于数年前启动的出口管制已关闭了这扇门，如今唯一合乎逻辑的选择或许是维持甚至加码技术封锁。 “我们现在的方案不是次优方案，而是第七优方案，”他说，“肯定无法重新赢得中国企业的信任。”

英美达成关税框架

中国瑞典商会深入分析中国市场

中国瑞典经贸合作发展情况

          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4月8日发文称，我们正在见证的是全球主要的货币秩序、政治秩序和地缘政治秩序的典型崩解。这类崩解，一生中只会遇到一次，但历史上在存在类似不可持续条件的时期已发生过多次。 　　达利欧是在领英上发表了题为《不要误以为当前正在发生的一切主要只是关于关税的问题》的文章，他在文中称，此时此刻，人们理所应当地将大量注意力集中在新宣布的关税及其对市场和经济的巨大影响上，但对促使这些措施出台的深层背景、以及可能即将到来的更大规模冲击，却几乎无人关注。 　　达利欧表示，美国关税政策确实是大事，而且大家都知道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促成的，但是大多数忽视了那些让他当选总统、以及最终推动关税出台的深层背景。 　　达利欧表示，首先，我们看到的货币/经济秩序正在崩溃，原因在于现有债务规模过大，新增债务速度过快，而资本市场与经济体系又严重依赖这一不可持续的债务结构。 　　达利欧分析称，这一结构之所以无法持续，是因为存在严重失衡：一方面是债务国，如美国，其债务过多，却在继续借贷以维持过度消费；另一方面是债权国，如中国，其持有的债权已经过多，却仍依赖向债务国出口商品来维持自身的经济增长。 　　达利欧称，这种失衡正承受巨大的修正压力，而修正过程势必将从根本上改变货币秩序。 　　达利欧表示，在一个去全球化的世界中，主要经济体彼此不再信任对方是否会继续提供关键商品（这是美国的担忧）或者是否会按时偿还债务（这是中国的担忧），那么还存在巨额贸易失衡与资本失衡的状态就显得极其荒谬。 　　“这是因为双方处于一种‘战争’状态，自给自足至关重要。”达利欧表示。 　　达利欧认为，过去那种中国等国家低成本制造、对美出口、购买美国债务，而美国借债消费、积累巨额债务的模式，将不可避免地被打破。这种不可持续状态，还因为其导致了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而愈加严重——这不仅削弱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就业基础，还使美国不得不从一个它越来越视为“敌人”的国家进口关键物资。 　　他表示，在去全球化时代，这种体现出贸易与资本高度联通的大失衡，必须通过某种方式收缩。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美国政府的债务水平及其增长速度不可持续。 　　达利欧称，货币秩序将不得不以极具破坏性的方式发生改变，以削减这些失衡与过度，并且我们正处于这一变化过程的早期阶段，这将对资本市场与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其次，美国国内政治秩序也在崩解，源于教育水平、机会、生产力、收入与财富、价值观的巨大分裂，以及现有政治体系无法有效修复这一切。 　　当前的格局，是左翼与右翼民粹主义者之间不惜一切代价的斗争，争夺掌控政权。这种局势正在导致民主制度的崩塌，而民主制度的运作依赖妥协与法治，而历史已经反复表明，这两者在当前这种背景下极易崩溃。 　　历史也显示，在经典民主与法治失效之后，强人型的威权领导人往往会崛起，填补权力真空。毫无疑问，当前不稳定的政治形势将与其他四股力量交织演化——例如，金融市场与经济的波动极可能引发进一步的政治与地缘动荡。 　　第三，国际地缘政治秩序也在瓦解，过去由单一主导力量（美国）制定并维系的国际秩序正在终结。 　　由美国主导的多边、合作型全球体系，正被单边的强权规则所取代。在这一新格局下，美国依然是世界最强大的力量，但其策略已转向以“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这正在通过贸易战、地缘博弈、科技对抗，乃至局部军事冲突等方式展现出来。 　　最后，自然力量（如干旱、洪水、疫情）也越来越具破坏性，而技术革命（尤其是AI）正对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包括货币/债务/经济体系、政治秩序、国际格局（通过改变国家之间的经济和军事互动方式），以及应对自然灾害的成本。 　　达利欧称，这些关键力量，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焦点。“因此，我强烈建议你不要被像‘关税’这样抓眼球的戏剧性新闻所转移注意力。真正需要关注的，是这五股关键力量及其相互作用，因为它们才是‘总周期（Overall Big Cycle）’变化的根本驱动。” 　　达利欧表示，如果人们把注意力停留在这些表面新闻上，就会错失对以下三件事的洞察：这些新闻事件背后的宏观条件与动态机制；事件如何反向作用于那些更宏大的系统性力量；总周期如何演进，以及每个阶段通常如何展开，而这些正是判断未来走势的关键。 　　达利欧还建议人们特别关注这些相互作用的联动，例如，思考特朗普在关税上的行为会如何影响以下五个层面：货币/市场/经济秩序（这将对其造成破坏性影响）；国内政治秩序（很可能同样造成破坏，削弱他的支持基础）；国际地缘政治秩序（在金融、经济、政治、地缘等方面将带来破坏）；气候议题（一定程度上削弱全球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技术发展（对美国而言可能正负交织：一方面有利于将更多科技生产回流至国内，另一方面却可能扰乱依赖资本市场支持的科技投融资机制）。 　　达利欧表示，在进行这些思考时，有一点值得始终记住：当前正在发生的一切，其实是历史上类似情形的当代表达。他建议人们研究以往政策制定者在类似局面下的应对方式，由此建立一个政策工具清单，包括暂停向“敌对国家”支付债务利息、实施资本管控、开征特别税种等。 　　达利欧称，很多今天看似“不可想象”的政策，在历史上都曾被采纳，因此我们更应研究这些工具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货币、政治与地缘秩序的瓦解，通常会以经济大萧条、内战、世界大战等形式表现出来，并最终催生新的秩序。这一循环在历史上反复发生，深刻理解它们，比什么都重要。

商务部对美国25家公司出口管制

中国对美国加征关税采取反制措施

           1月17日，波士顿咨询发布了《全球贸易报告2025》，预测2023年到2033年十年间，全球贸易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报告指出，美国为了替代从中国进口商品，会继续推动制造业回流到本土或者把商品生产外包到其他国家。预计到2033年，美国的贸易总额会增长到5.9万亿美元，与日本、韩国、欧盟、墨西哥、印度、东盟等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增长较大，会超过全球的平均水平。其中美国与欧盟、墨西哥之间的贸易额上涨最大，相比2023年，分别增长3030亿美元、3150亿美元。 　　而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额会明显减少，相比2023年减少1590亿美元。报告指出，如果美国大幅提高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中美贸易额会大量减少。在美国加征60%关税的情况下，预计2033年中美贸易将减少27%。 　　波士顿咨询分析，按照美国2023年的进口规模估算，如果美国对中国征收60%关税、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25%关税、对其他国家征收20%关税，这会导致进口成本增加6400亿美元。美国进口的商品中，消费电子、电气设备和时尚产品受加关税影响最大。  　　报告预计，预计2033年中国的贸易总额增长到6.6万亿美元。中国与印度、俄罗斯、东盟、非洲、拉美等国家的贸易增长提速。到2033年，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将减少2210亿美元；而与南方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将增加约1.25万亿美元。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等项目对南半球进行大量投资，这将为中国企业带来重大机遇。未来十年，中国与“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将占中国贸易增长总额的44%。然而，金砖集团内部也存在竞争，例如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竞争。 　    面对复杂的全球政治和贸易格局，波士顿咨询建议企业做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发展有弹性的和透明的供应链，实施多样化的采购策略，扩大在高增长国家的影响力；另外，要把生产转移到更靠近国内市场的地方，降低运输成本、减轻供应链风险，而且投资的区域要差异化。